刘文嘉:美好生活的中国表达

刘文嘉:美好生活的中国表达

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精准地概括为“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”,并就“人的全面发展”进行了有深度、有力度、有温度的表述。这个新的论断,关涉国家之未来、深系国民之福祉、立足实践之诉求、凸显理论之精义、回应文化之关切,是理论源于实践、指导实践的深刻反映和生动呈现。

美好生活表达了人存在的目的性与社会性,是哲学与伦理学的重要命题。美好生活需要一方面具有世界性,是各民族国家普遍的向往、共通的命题;另一方面具有民族性,契合于一个民族独特的历史命运和在此当中形成的文化精神、文化心理。一方面具有超越性,指向了人的丰富和全面;另一方面具有现实性,需要立足于当下历史阶段的物质生活、精神生活基础,以现时的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为依托。美好生活的提出和围绕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行的系统阐释,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,呈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,具有以下几个理论特征——

把握马克思主义精髓

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著名论断:“在其现实性上,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”,深刻揭示了人的独特规定性。因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,因为是历史的、具体的、现实的存在,人必须要面对人与人、人与自然、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,并不断在动态的解决上述问题的过程中趋向全面性。经历了站起来、富起来的历程,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,总体上实现小康,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,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,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,而且在民主、法治、公平、正义、安全、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。对此,党的十九大报告不仅提出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而且对其是什么(内含)、为什么(原理)、怎么办(路径)进行了全面阐述,由此把马克思的人是“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”的判断落实到中国人民的生活世界当中,落实到新时代的治国理政方略当中。

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,当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、或者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本质,就抵达了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设定。在马克思那里,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特征的共同体,既是理想的社会形态,也是持续性的历史运动,需要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现实运动中实现。“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、社会全面进步”这一重要论述的提出,正是马克思上述原理的时代表达、中国表达。同时,报告中“脱真贫、真脱贫”的宣示,“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”的承诺,“打赢蓝天保卫战”的目标,“幼有所育、学有所教、劳有所得、病有所医、老有所养、住有所居、弱有所扶”的要求,密切地跟踪着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,着力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、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,充分展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,充分展现了通过社会历史实践寻求人的全面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观点。

可以说,美好生活内含着马克思“解释世界”的理论逻辑;而围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形成的发展方略,则是在践行马克思“改变世界”的实践逻辑。

彰显中华文化精神

对美好生活这一人类共同的超越性追求,不同伦理学流派有不同的表达,尤其体现在古典时代哲学家的研究理路中。比如,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生命的自然目的,也是最高的善;伊壁鸠鲁认为快乐包含身体健康和心灵宁静,审慎的生活才能获得宁静、才能获得最高的善;斯多亚学派认为“按照自然生活”、按照理性生活,才能达到幸福。其共同特征是认为,幸福是与理性相一致的,理性内在于美好生活的普遍理想。

中国文化同样传递着对安定、幸福生活的恒久守望。《尚书·洪范》中有“五福”的记载,一曰寿,二曰富,三曰康宁,四曰攸好德,五曰考终命,表达了一种整体性的幸福观。与上述古希腊哲学家对理性强调、对求真求知的强调不同,中国文化受天人一体的宇宙观、天下一家的世界观、民胞物与的生命观影响,对美好生活的描述更强调求善求美,强调幸福的整体性和完备性。

比如,皇冠百家乐,强调天人一体。在中国哲学里,天是万物的生命本源,也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。对此,儒家道家文献都多有论述,比如《易经》中提出天、地、人三才之道,天之道在于“始万物”,地之道在于“生万物”,人之道的作用在于“成万物”,将人与自然、人与最高道德本体的关系清楚展现出来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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